近年来，优化营商环境是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也是“放管服”改革的关键议题。北京市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也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9月8日，北京市政府印发《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优化营商环境规划》（下称“规划”），明确了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优化营商环境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

　　为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联合新京报新京智库，于9月13日共同举办“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十四五’规划”研讨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市工商联的专家，以及北京市发改委相关部门负责人提出了相关建议和意见。

　　“法律问题就按照法律办”

　　在会上，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市政协委员李志起表示，民营企业现在最关心的是法治化问题。最近，他们在有关服务业扩大开放法治保障课题的研究中发现，在包括法国巴黎、日本东京、英国伦敦和中国香港，以及北上广深等城市在内，相较而言，北京的法治保障化水平还有待提高。

　　比如，数字经济在国内近年来获得了迅速发展，广州、深圳已经出台了相关的地方政策法规，北京却还没有。这与北京的产业发展体量和速度不太吻合，因为北京恰恰是数字经济产业的聚集地。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这就没有形成相应的法律保护，也没有起到规范市场竞争的目的。

　　“新兴科技产业对于法治化的要求会更高，因为它做的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业务都有可能是在挑战法律”，李志起说，这就使得地方立法的意愿和速度与产业发展形成了博弈关系。所以，立法既要有效率，同时也要有前瞻性，要能适用新兴技术和新兴经济领域的变化，这就要求在法律法规层面要提前设计。这样可能更有助于北京强化自己的经济发展特色，也能够更好发展和保护本地产业。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表示，从经济学角度说，制度是决定长期增长最重要的动力。谈到制度时一般是从两方面衡量，一是产权保护，政府不能随便剥夺企业和公民财产；二是契约实施，即要按照合同办事，签了合同就要守信用。

　　聂辉华介绍，他每到一个地方会问同一个问题，商人在当地做生意出了麻烦是否会选择打官司。大部分人的回答是，“不会，因为太麻烦了。打了不一定赢，赢了不一定执行。所以通过这个问题的答案，基本上就可以反映出营商环境的好坏。”

　　南方发达地区在这方面相对比较好。而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企业出了事情首先找关系、找政府，找不到就私了。南方省份的企业可能先去找对方沟通，如果沟通无效就发律师函，发律师函还是无效就法庭见。“法律问题就按照法律办，尽可能让一些纠纷通过法治的途径来解决”，聂辉华说。

　　事实上，聂辉华认为，鼓励市场主体尽可能通过法律解决问题，这也有利于减轻地方政府负担。地方政府要守法，也应该鼓励所有市场主体尽可能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沟通不了就打官司解决，这也有利于改善整个北方的营商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政企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楠迪扬认为，法治化也是营商环境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未来可以从简政放权的角度去提高违法成本。比如，北京将推行的告知承诺制，实际上就是政府在简政放权，行政负担也在降低，企业负担也会降低。因为这不需要经历这么多繁杂的程序。而通过信用承诺，也使其违法成本提高，一旦违法，企业可能将要为此付出更大的司法成本。

　　张楠迪扬建议，未来可以设计更多类似的机制，告知承诺只是单项的改革，未来可将诚信制度和法治化结合起来，让企业、法人都有敬畏之心。

　　对外资要有国民级的审批待遇

　　李志起表示，在一些领域，尤其是北京的产业领域里，外资企业的作用还是不可替代。但最近出现一个现象，一些跨国公司的中国研究院在纷纷关闭，“这不见得是件好事。”

　　跨国公司的中国研发机构对中国产业、对前瞻性技术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带动作用。李志起认为，一些外资企业的动向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比如，他们到麦当劳调研了解到一个现象：外资企业计划去一个城市或一个区域开一家新店，现在遇到的问题远比民营企业更突出。因为一些地方政府对外资企业更警惕了。这就阻碍了麦当劳的拓展速度。

　　李志起建议，在未来，很多领域还需要“与狼共舞”，需要通过开放激发我们自己的斗志。因此，从国际化的角度来讲，我们要了解、尊重、收集外商投资企业的想法和感受，并认真对待，要不然北京的“两区”建设落地也将受到影响。自贸港也好，自贸区也好，主要是对外资企业而言。“友好的外商投资环境，国民级的审批待遇，也是我们国家努力追求的一个目标。”

　　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科研总监马洁则表示，我们一直在说要与国际接轨，而咱们国家的接轨多是通过特区或自贸区来落地，那么不在特区（自贸区）的企业怎么办？这就牵扯到一个公平性问题。就像北京的“两区”建设，在“两区”范围内的企业和不在范围内的企业待遇是不是有差异？这也是未来北京优化营商环境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此外，张楠迪扬认为，过去4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努力学习国际先进经验。未来我们也将要在一些领域进行经验输出了，那我们就要充分利用世界银行的评价体系，把更多中国案例和经验传播出去。那么，营商环境是否需要“打包”传播、如何传播出去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来源：新京报